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让社区服务更精细******
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
让社区服务更精细(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穿上西装、打好领带，86岁的陈可明(化名)显得精神了许多。
“一会儿要去驿站表演节目呀，开心吧！”凑到陈可明耳边，老伴李为梅大声说道。
锁好门，两位老人牵着手，缓步走向上海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距离很近，七八分钟就到。这里每天都有活动、有餐食，就像我们的‘第二个家’。”
通过合理布局市民驿站、长者照护之家、社区食堂、智慧健康小屋等，如今嘉兴路街道已形成15分钟社区养老服务圈，为老年人就近就便提供日托、助餐、助洁、助医等服务。
“2018年1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考察时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工作，要把政策落实到位，惠及更多老年人。”嘉兴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刘俊说，“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将持续完善社区为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
上午9点，推开市民驿站二楼日间照料中心的门，歌声飘然而至。陈可明神情陶醉，正指挥几位老人排演。一旁，李为梅举着手机，为他们拍照留念。
去年，陈可明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儿女不在身边，李为梅一人照顾老伴。“得亏有这市民驿站，不然真熬不住。”李为梅说。得知市民驿站开设了日间照料中心，老两口几乎每天都来，“早上8点半来，下午4点离开，有护理员全程带着做手指操、表演节目，老陈还在合唱队里当起了指挥。”
老伴有人照护，李为梅也有了空闲时间，跟着几个老姐妹跳起了扇子舞。
在虹口区，市民驿站赢得了众多老年人点赞。“现在每个街道都至少建有3到4个市民驿站，为老年人提供日托、助餐、助洁、助医等服务。”虹口区养老服务发展中心主任王青介绍，各街道把最大的市民驿站作为枢纽式的“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形成15分钟社区养老服务圈。
“现在我们街道有12个社区助餐点。不管从街道的哪个小区出发，10分钟内就能吃上热乎饭。”没法出门的时候，李为梅会申请上门送餐。
嘉兴路街道着力推进为老服务精细化。“以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为例，驿站的诊所增加了多个中医养生项目；日托所增加了热疗床、智慧养老设备。”刘俊说，“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要求，我们将优化服务供给，分类提供养老保障、生活照料、康复照护、社会救助等适宜服务。”
探索“管家式”养老服务
之前，80岁的罗阿婆家里用的是砖砌的浴缸。随着年龄增长，洗澡越来越费劲，特别担心摔着碰着。
利用嘉兴路街道开展适老化改造契机，与罗阿婆结对的养老顾问潘海峰帮老人递交了浴室改造申请，拿到3000元补贴，并全程代办相关手续。之后，施工队进场施工，一周多时间就改造完毕。
在虹口区，像潘海峰这样的养老顾问已有474名。虹口区进一步打造“管家式”养老服务，制定服务清单。
“我们在市民驿站、居委会设置养老顾问点，对街道的高龄、独居、失能老人开展排查摸底，组织282名志愿者、网格员与养老顾问一起逐户上门问需，并与上千位有需求的老人结对。”刘俊介绍。
29岁的潘海峰是嘉兴路街道飘鹰居委会的老龄事业专职干事，自兼任养老顾问以来，共与54位老人结对。说起养老顾问为老服务的事，他如数家珍：飘鹰花苑小区中心处新改建了花园、增加了健身器材；一些居民楼入口新建了无障碍坡道……
虹口区还积极推动养老顾问点从市民驿站向居民区延伸，并充分发挥社区志愿者和社会组织作用，为符合条件的老人提供助餐、助浴、陪医就诊等一对一上门服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虹口区副区长章维表示，将采取更多措施持续提升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健全关爱服务体系
下午，72岁的周平峰在市民驿站旁的和平公园内快走2公里。一圈下来，他直奔公园西侧的室外智能体测仪，根据提示音熟练操作。不一会儿，身高体重、体成分、静态心率等指标已测出。
前不久，一些老年人向嘉兴路街道办事处反映：“在公园里锻炼完，能不能有个仪器检测一下身体情况？”一套多功能室外智能体测仪定价10多万元，还要协调公园提供安装空间，单凭嘉兴路街道的力量，解决难度大。
嘉兴路街道着力推进党群服务阵地融合发展，统筹协调驻区单位、“两新”组织、志愿者等力量和资源，共同为辖区群众解难题。最终，区绿化市容局、区体育局、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党组织共同发力，促成室外智能体测仪落户和平公园，并由志愿者队伍负责日常维护。
开展互助养老，是嘉兴路街道健全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的又一举措。
嘉兴路街道推出“老伙伴计划”，由228位低龄健康老人结对上千位有需求的老人，通过上门探访、情感支持和参与社区活动等形式开展互助服务。
市民孙东娣与5位高龄老人结对，每天都要挨家挨户走一趟，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我是有52年党龄的老党员，也要出一份力。”孙东娣说，现在提供互助服务，等自己高龄时也能享受这种服务，“我觉得这也体现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人民日报 记者 刘士安 方 敏)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柏林4月22日电 题：“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马丁·阿尔布劳(Prof. Martin Albrow)是西方率先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从事社会学职业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马丁·阿尔布劳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他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全球中国学术院荣誉院长。阿尔布劳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方向转向中国，已出版两本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期与阿尔布劳教授进行了对话。阿尔布劳表示，人类无法回到新冠疫情前的世界，但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围绕抗疫开展的大量合作本身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
阿尔布劳认为，西方理解中国抗疫需要理解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以及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所汲取的治理智慧；中国的治理模式下，中央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这也造就了疫情下中西方表现的巨大差别。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 供图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阿尔布劳：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孙睿 摄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完)
编者按：访谈全文收录在阿尔布劳新著《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的价值与目标》(伦敦：环球世纪出版社，2021年版)，并在2022年伦敦国际书展面向全球推介。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玛雅彩票地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