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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新期待****** 作者：张美君（天津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坚持以高质量发展推动创造高品质生活，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生活发生新变化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随时代变迁而变化，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产生不同的生活需求，不同时期的人们对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具有不同的评判标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工作、完成土地改革等，首先是为了让人民“吃饱饭”。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使人民逐步摆脱贫困并日益富裕起来，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特别是新时代十年，我们党坚持精准扶贫，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人民更加追求生活的质量，高品质生活成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高品质生活突出体现在：一是生活的质量水平更高。即人民期盼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等。二是美好生活的覆盖范围更广，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获得感不仅体现在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还有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发展的成就感；幸福感表现在充分尊重人们对美好生活新的多样化需求，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创造性实践，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安全感不仅体现在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层面，还有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对国家发展前途的信心、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等，从而更加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胜信心。 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激发广大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大多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要从解决新时代人民在追求高品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出发，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进行调查研究，反映群众诉求，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真正在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上取得实效。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只有不断发展，才能实现人民对生活安康、社会安宁的梦想。高品质生活要靠高质量发展来创造。一是加快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坚持创新驱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将高质量发展落实到人民生活品质改善上。二是切实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努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构建安全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社会秩序。三是把保护生态环境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新要求；四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促进新时代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从而保障对高品质生活的新期待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逐步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追求 在现代化进程中，人既是实践主体，也是价值主体，更是终极目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马克思把“现实中的个人”归结为“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人们创造历史的过程，也是人们为不断满足生活需要进行生产的过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宏观目标看，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从微观个体看，是不断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新期待。过上高品质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最基本的要求是人的需要的满足和多层次发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应然和实然的统一，内蕴着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我们要创造的高品质生活，是一种整体性的高品质生活，涵盖全体中国人民，14亿多中国人一个也不能少；所有人在共享发展成果、改善生活、提高生活品质上是公平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协调发展的；大自然融入了人的生活，人的生活尊重自然发展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追求和平的发展，希望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致力于塑造出一种新的生活样态，展现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美好生活图景。 （本文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委托课题“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研究”（21YWT-16）阶段性成果）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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